![[1]杜泽逊教授作序——胡培培著《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出版史》](http://nwzimg.wezhan.cn/contents/sitefiles2074/10371302/images/59866458.jpeg "[1]杜泽逊教授作序——胡培培著《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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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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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
《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出版史》
中国书店出版社
胡培培 著
138元
ISBN 978-7-5149-3483-0
202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内容简介：民国时期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当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这一时期势头强劲的商业出版活动，尤其是大型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的出版事业。而民国时期的官方出版机构亦有其代表性成就，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图书馆，担负起官方出版承前启后之职能，尤为重要。本书即从刷印木板古籍、辑印乡贤著述、影印珍稀善本等三个方面考察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代表性出版活动。并结合社会史、文化史、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视角，考察公共图书馆古籍出版的经营活动、与近代学术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补充接续当前的出版史、印刷史、书籍史研究。
作者简介：胡培培，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在《文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杜泽逊教授《序》
我国的古籍出版，发轫于唐朝，但是真正登上朝廷的出版平台国子监，是五代时期后唐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奏请刻《九经》。以后北宋国子监，南宋国子监，元代各路儒学，明代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以及各省官书局，都校刻了很多古籍，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晚清以来，新的印刷术石印、排印等传入我国，生产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出版成本降低，价格上就比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具有市场竞争力。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式微，是必然的了。
然而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例如民国十五年（1926），掖县张宗昌皕忍堂摹刻《开成石经》，聘请陶湘主其事。当时石印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如果用石印技术影印拓本，传真效果要比刻版强，而且成本更低。为什么张宗昌要刻木版呢？这应该是中国出版文化的作用，就是要留下雕版印刷的精品，而且是雕版印刷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期的精品。这部精刻的《开成石经》也确实受到学者和藏书家的高度重视。
在同一时期，大量木刻版得不到妥善保存，甚至被当作柴烧。一部分有价值的木版，在晚清到辛亥革命以后，被新成立的公共图书馆收存，并继续刷印流通。这类木刻版以各省官书局刻版为多，因为从管理体制上，官书局裁撤后，省一级管理图书的公共图书馆基本上可以认为具有业务继承权。刷印旧版可以节约刻版的成本，所以这类印刷品还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也有刻新版的，例如浙江图书馆精刻章太炎的著作《章氏丛书》， 就是极具影响力的。可是这类新刻版不多，原因是成本高，无法和石印、排印本竞争。这样，图书馆的古籍出版也出现了石印、排印本。山东省图书馆王献唐先生主持排印了《山左先喆遗书》若干种，浙江图书馆排印了姚振宗著作《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也有的用影印办法，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先生用“陶风楼”的名义主持影印了若干稀见明代史料，山东省图书馆也彩色影印出版了海源阁旧藏黄丕烈手校《穆天子传》。
民国间各国立、省立等公共图书馆到底出版了哪些古籍？出版的过程如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对我们认识民国间的古籍出版史，以及民国间的公共图书馆史，都是一个特殊的角度。胡培培的这部专著《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出版史》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值得重视。
胡培培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毕业后到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参加古籍普查，接触了很多民国版本，积累了一定的直接经验。2018年她考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博士，随我学习。到2022年夏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和她参加古籍普查的经验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在博士研究生阶段，胡培培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我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的《毛诗注疏汇校》，以及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等工作。她的工作非常用心，在校勘《毛诗》静嘉堂本、敦煌本时，发现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存在若干值得补充的问题，撰写了《读〈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 毛诗传笺〉札记》，虽尚未发表，但对她提升版本校勘的水平有很大帮助。在参加《清人著述总目》与《清史典籍志》编纂过程中，她利用在山东省图书馆普查的信息，补充了十数种清人著述。这些都可见她的专业素养。
关于清乾隆年间曲阜孔继涵刻《微波榭丛书》和《微波榭遗书》的关系，尚未有人说清楚，因此，我让胡培培进行研究，考查清楚微波榭刻书的情况。结果她发现《戴氏遗书》《微波榭遗书》《微波榭丛书》均有三种及三种以上的印本，看来孔继涵微波榭刻印的丛书，其汇印情况前后存在变化，她的成果也写成了文章《微波榭刊刻丛书考辨》。《微波榭丛书》包含《戴氏遗书》和《算经十书》。她发现《算经十书》中的《九章算术》存在特殊的文本形成过程。微波榭刊刻的《九章算术》与戴震的关系长期存在混乱不清的认识。自清代阮元修《畴人传》之后，论者多认为，孔继涵微波榭刻本《九章算术》是戴震辑校整理的成果，并且认为微波榭刊刻的《算经十书》也是戴震在四库馆的辑佚整理成果。然而经胡培培查考研究发现，孔继涵微波榭刊刻的《九章算术》是孔继涵自己整理刊刻的，与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四库全书》的戴震整理本不是一回事。孔继涵微波榭本和戴震本的形成过程不同，内部结构也有差别。微波榭刻本前五卷以汲古阁影宋抄本为底本，后四卷以戴震辑《大典》本为底本，除文字校改外，微波榭刻本遵循汲古阁影宋抄本的行款、衔名等，戴震的《订讹补图》附在每卷之末，从而保存了宋本的面貌。这是作为藏书家的孔继涵不同于考据学家戴震的刻书理念。戴震则按考据学方法，利用《永乐大典》引用的《九章算经》，把《九章算术》进行了彻底整理，补入了图说，形成了更为独立的版本。不仅如此，微波榭本《算经十书》也都是孔继涵自己整理刊刻的，其间虽然与戴震有交流，但是各行其是，贯彻了两种不同的古籍整理思路。胡培培撰写了《试论孔继涵微波榭刻〈九章算术〉与戴震的关系》一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上，很有学术创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复讨论，我也从中获得很多新认识。经过学术训练，此后胡培培又撰写了若干篇学术论文。
胡培培毕业后，继续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应该说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她的博士论文得到中国书店的支持，得以正式出版，这是和学术界交流的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写下以上的话，作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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